青蔥歲月，千年風華，成就中華國家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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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 月, 2021

青蔥歲月，千年風華，成就中華國家寶藏！

上期推文我們追溯了中國傳統人才培養與選撥的「人才之道」，重現了千年前閩王王審知治閩期間設文廟、開辦書院，閩地文風興盛的景象，以及傳承千年的鰲峰書院對台灣書院文化的影響。大家一定還有疑惑，中國傳統文教系統發展是怎樣的體系呢？台灣又是如何傳承中華文脈呢？今天我們就通俗易懂的為您娓娓道來，讓我們一起來守護歷史，發掘這千年中華國家寶藏！

儒學、文廟、書院、科舉

中國傳統文教系統基本構成為：官建文廟，官辦儒學，民辦書院，官方督導，科舉取仕。

文廟既是官方祭祀萬世師表孔夫子的地方，也是官辦儒學的基礎機構，簡稱官學，是最基礎的學校，主要傳授儒學，如三字經、千字文等儒學經典。

書院是一種獨特的教育機構，有別於官學學校，是半官方的教育設施，由官民捐資建立，經費來自民間，同時又納入政府統的教育體制。書院學習方式大多以自學、共同講習和教師指導相結合進行，而以自學為主。書院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延綿1000餘年，起到社會教化、知識傳播、學術傳承的作用，對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書院屬於基礎教育，這樣，書院就逐步成為教育的中心，擔負起普通教育的責任。治學範疇擴展到理學、經史詞章，性質大致有三類——講求理學的書院、博習經史詞章的書院，考試時文的書院。

科舉是中國古代隋唐以來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根據史書記載，科舉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創設進士科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廢止，它在我國歷史上綿延存在了整整一千三百年。

科舉制度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它與儒學教育相銜接，對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發展，對於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傳播，乃至對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都產生過積極的作用。科舉制度造就了中國古代政治文教的一體化，給政權和社會帶來了活力，成就了大批棟梁之才，促進了整個社會教育的普及和發展，影響所及遠播海外。

台灣的儒學教育與科舉制度

在台灣早期開發的過程中，中華文化已隨著大陸墾民傳入台灣。明鄭時期，儒學教育在台灣落地生根，科舉制度也傳至台灣，初具雛形。清廷統一台灣後，在台灣全面推行科舉制度，與大陸科舉考試一體籌劃，並對台灣考生實行一定的優惠政策，促進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傳播和普及，也使台灣人才輩出、社會日趨進步。

我們通過科舉制度歷史尤其是科舉入台過程脈絡的大致描述、對台灣文進士的考證梳理及科舉對台灣社會政治影響的客觀總結，回顧儒家學說和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主脈和制度支柱對台灣的深遠影響，再現台灣進士這一群體的風采和成就。

在清代台灣的教育體系中，府縣廳儒學主要負責本地儒學教育管理，組織考試和録送考生；義學、社學和民辦的私塾等屬基礎教育，進行文化啓蒙及科舉考試的預備教育；而書院則授徒講學，是科舉考生的主要學習場所。

1.中華文化台灣起源

早在三國時期，就曾有大陸人到達過台灣並對當地的風土人情有詳細的記載。自宋元起，朝廷已將澎湖、台灣納入管轄。從那時起，大陸東南沿海即有民眾赴台灣漁耕，直至明清時期達到高潮。中原和東南沿海傳統文化也隨著移民傳入台灣，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文化的主體，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2.明鄭時期：普及儒學，開科取士

儒學在台灣的全面傳播，開始於17世紀中業的明末清初之際。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一批參與南明抗清的博學鴻儒如晚明進士王忠等跟隨鄭成功入台。他們襄助明鄭政權在台灣廣開墾區、開設學校，並議開科取士。

3.清朝：統一台灣儒學教育和科舉體制

清代，儒學在台灣有了更廣泛的傳播。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統一台灣，翌年設立福建台灣府，下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並在一府三縣先後設立儒學；二十六年（1687），首次有台灣士子赴福州鄉試，台灣鄉科自此開始。

儒學教育：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台灣設立官辦的府、縣、廳學、社學、義學、書院等，教學機構也先後建立，此外還有民間的私塾。社學、義學和私塾屬於基礎教育，含啓蒙和備應科舉兩個層次，講授三字經、千字文及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對普及儒學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童試：童試由各府縣組織實話，每三年舉行兩次，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院試考中者為「生員」，俗稱「秀才」。

雖然台灣早期為福建一府，但由於情況特殊，因此主持院試的不是福建學政，而是分巡台廈道負責，所以院試在台灣又稱為「道試」，考試地點在台灣府治所在地。

鄉試：鄉試由各省組織，三年一科，遇皇家慶典加恩科，於八月舉行，中式者為「舉人」。台灣建省前隸屬福建，因此台灣考生須渡海赴省城福州參加鄉試，這種作法一直延續到台灣建省之後。另有直接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的舉人，如陳夢球等。

鄉試中式率僅百分之一上下，是科舉考試競爭最激烈的一級。但為搏得功名，諸多台灣士子仍不懼海上風險，多次往返於海峽兩岸。台灣進士許南英早年即系三赴鄉試方得中舉，光緒十一年（1885）他第三次赴鄉試時曾作（乙酉鄉試-舟至馬江口佔）詩雲：賣藕小娃猶認得，笑余三度到榕城。

鄉試放榜後設「鹿鳴宴」宴請新科舉人，以示慶賀。舉人除可參加會試外，亦可入仕，選任為知縣或教職。

會試：會試亦三年一科，無論正、恩科均在鄉試這次年舉行，考取者稱之為「貢士」。依清代科舉定制，會試設18位閱卷官司（同考官司），分為十八房，各房所列第一名稱「房首」，十八房所列房首即會試中式前十八名，合稱「十八會魁」，會魁之首即「會員」。貢士還要參加其後的殿試，根據試卷評判結果排出名次，分為一二三「三甲」，統稱為「進士」。

4.清政府對台灣士子的優惠政策

為鼓勵台灣士子積極到大陸應考，康熙二十六年（1687）於閩省鄉試時即為台灣生員另編字號、額外取中；且中額隨著台灣教育水準提升逐步增加。同時，清廷還為台灣舉子單列會試中額，以資鼓勵。

康熙二十六年，鳳山縣生員蘇峨（1637-1698）鄉試中舉，兩岸學者均認其為台灣第一位舉人。

台灣士子赴福州參加鄉試及赴京會試，朝廷、書院會發給旅費，民間也給他們一些路途的貼補。但赴試路遙水險，有的士子因途中險阻延誤考期。特別是台灣海峽風急浪高，渡海十分危險，多次發生船毀人亡慘劇。為此，台灣試院前特立碑石，告誡「鄉試文武生，勿輕出海口，文於小暑前，武於白露後」，朝廷還為渡海赴鄉試溺亡的台灣士子追授訓導職位，以慰亡靈。同治十三年（1874）起，為保證應試者的安全，朝廷專門派官船，由島內集體護送至福州，名曰「官送」。

5.台灣進士名錄

台灣進士作為一個地域歷史人群，其成員總數曾有種種說法。經兩岸學者對現存史料多方考證，自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陳夢球蟾宮折桂，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汪春源金榜題名，210年間台灣共考中33名文科進士。

廣建孔廟

1662年收復台灣不久，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1642-1681）繼位後，輔臣陳永華向鄭經進言：「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在陳永華的推動下，1666年台南孔廟建成，其同時也是台灣首個儒學教育機構，故又稱「全台首學」。台南孔廟的建立標誌著儒學教育正式進入了台灣。陳永華不遺餘力地推儒學，倡科興趣，並延聘一批飽學文人如南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及其他定居台灣的明朝縉紳等鴻博之士「橫經講學，誦法先王」，為台灣開發做出了重要貢獻，被台灣著名史學家連橫譽為「行事若諸葛武侯」、「有大功勞於國家者」。

清廷統一台灣後，即照內地事例，在台灣府和台灣、諸羅、鳳山三縣建立文廟，旁置衙齋，以作講堂。隨著全島開發，新設縣廳也普建儒學。孔廟是崇奉孔聖之後，儒學為士子課讀之處。學生朝夕學於孔廟之側，近聖人居，便達「聖人可學而至」。

台南孔廟，落成於明永歷年間，是全台灣建成的第一座孔廟，也是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在台灣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清朝初期一度是全台童生入學之所，因此亦稱全台首學。有「全台首學」之稱。

台北孔廟又稱「文廟」，始建於明末永歷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為鄭成功參軍陳永華倡建。後遭遇日本侵略者毀滅性的破壞。

1925年台灣人民決定重建孔廟，歷經艱辛，終於在1939年竣工，又經修繕擴充，孔廟已恢復昔日巍峨崇宏的面貌，被譽為「正統南中國式的孔廟」。因此，台北孔廟又是台灣人民反抗外來文化侵略，堅持民族文化傳統的見證。每年9月28日在此舉行祭孔大典。

台中孔廟，台中在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原建有孔子廟，格局與彰化孔子廟相近，但在日治初年被充作軍營，不久即被折毀。據史料所載，當時台中孔子廟工程共費白銀三萬兩，若與同期台中城內之考棚二萬八千兩，衙署二萬兩，城隍廟八千兩之花費相較，可知當時孔子廟花費之昂貴。今所見台中市孔子廟乃由台中市議會所倡建，於1976年竣工。

彰化孔廟，位於台灣彰化的一座孔廟。建於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為當時的彰化知縣張鎬所倡建。

書院興盛

書院，我國古代教育制度有別於官司學的另一種教育機構，是科舉考生學習的主要場所。

坐落在福建福州的鰲峰書院，為清代福州書院之首。台灣學子以能考入鰲峰為榮，一些台灣學子還從這裡入仕在大陸為官。而鰲峰書院的大陸學生，學成後到台灣任教的也難以計數。

在台灣，書院的設置與土地開發過程同步。自康熙年代起，台灣即開始廣設書院，文風大開。從地域分布來看，台灣書院的設置，中南部較多、較早，這與當物阜民豐、開發較早有關。

登瀛書院，位於彰化北投堡（今南投縣草屯鄉史館路文昌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莊文蔚、洪濟純倡建，俗稱文昌祠，又因出了不少秀才，被當地人戲稱為「秀才窟」。該書院至今已有170餘年歷史，為島內古老書院保存較完整的一座。

奎樓書院，始建於雍正四年（1726），為地方士紳鴻儒交流詩文、議論時事所在，迥異於一般書院。舊址位於巡道署東邊（今台南市中正路與忠義路口一帶），稱作「魁星堂」，近年重建於府前路。

蓬壺書院，前身為引心書院，光緒十二年（1886）遷建於台南赤嵌樓後（正門在今台南市中區赤嵌街），並興建文昌閣、五子祠，規模與海東、崇文兩書院鼎足而三。

道東書院，位於彰化和美鎮。清咸豐七年（1857）地方儒士阮鵬程、士紳陳嘉章、貢生王祖培和廣生黃際清等人建。取朱學道東，乃王道東來之意，故名。

台灣的許多書院都由知名進士、舉人擔任山長或講席。他們培養了大批人才，對台灣的發展功不可沒。

中國傳統文教系統在台灣影響深遠

1.台灣社會文風日盛

台灣早期社會，一度曾豪強稱雄、文化落後，一般人視求學仕宦之途為迂腐無用。但隨著台灣經濟的日漸繁榮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許多人開始傾心科舉，以博求功名，取得社會認同。史載，康熙二十六年（1687），首批赴福建鄉試的台灣士子僅5人；而到光緒年間，據時任台灣兵備道劉璈的一份呈文稱，台灣」文風日起，每屆鄉試者約八百餘名，應會試者二十餘人」。文風日盛由此可見一斑。

2.促進台灣社會穩定與發展

儒學教育、科舉制度在台灣培養人才、選拔精英，由此形成了台灣社會的士紳階層。台灣的士紳階層對台灣的影響具體而深遠，在台灣社會發展、風氣改良和愛國思想的傳承上，扮演了先驅和宣導者的角色，也使台灣文風鼎盛、人才輩出、社會日趨進步。

台灣科舉人物構成士紳階層的主體。他們是民眾的領頭人，也是官員交好的對象，對上可代百姓與官府溝通陳情，對下可維護一方安定，為台灣社會穩定、發展貢獻良多。

3.堅決抵御外侮

在維護祖國領土完整、反抗外來侵略方面，台灣士子積極參與，挺身而出，成為抵御外侮的民眾領袖。

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軍艦曾多次侵犯台灣。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三十日，台灣進士鄭用錫在「大安破舟擒敵之役」中，親率家丁「擒白夷一名，黑夷三名」，因功受到賞戴花翎的獎賞。

4.五人上書反對割台

《馬關條約》簽訂時逢科考，「當是時，台灣舉人會試在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台灣舉人汪春源、羅秀惠、黃宗鼎聯合在京台籍官司員葉題雁、李清琦上書都察院代奏光緒皇帝，表示「全台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此為「五人上書」，表達了台灣同胞強烈反對割台的決心和民意。

5.島內反割台鬥爭

台灣人民堅決反對《馬關條約》割台。1895年5月25日，由丘逢甲等愛國紳士以全體台民的名義發《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推清廷「署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

6.痛陳八國聯軍罪行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台灣進士葉題雁憤而作《外侮痛史》，痛陳佔領軍惡行，悲呼：「以上各節，當時各國視之，直為織微小事耳，有何國際公法之在目！」留下極有價值的珍貴史料。

7.提升社會文化水準

撰史修志

在提升社會文化水準方面，台灣科舉人物亦貢獻頗多。自康熙末年修撰《諸羅縣誌》起，台灣修志之風就連綿不斷，諸多台灣士子參與。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台灣陸續出版的《台灣文獻業刊》，收錄了唐、宋、元、明、清以及日據時期的台灣文獻資料，共計史籍309種，有「台灣百科全書」之稱。大陸近年亦出版了《台灣文獻匯刊》。《台灣文獻業刊》和《台灣文獻匯刊》中均載有大量台灣科舉人物留下的作品。